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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即介入丨《中国摄影》10月专题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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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2020年第10期杂志,基于脱贫攻坚这一历史背景,收入了近年来中国摄影师对中国欠发达地区持续关注的典型个案,对以影像观察介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呈现。
本文来自该专题编辑李森的编辑手记,从中可以了解到本期专题的大致样貌。
全文4600余字,阅读大约需15分钟。
苏珊•桑塔格曾在《论摄影》的第一章中写道:“摄影在本质上是一种不介入的行为。”因为“介入者不能记录,而正在记录的人则不能介入。”这一问题曾经困扰过很多摄影师,尤其是那些在灾难现场的摄影师,他们的照片经常就是唤起外界援助力量介入的呐喊,但对于受到共情影响的大众而言,他们对置身现场的人还有着超乎职业之上的、更高的道德期待,虽然要求摄影师直接为每一位被摄者带来援助通常来说是不现实的。美国FSA摄影师多萝西娅•兰格所拍摄的经典影像《移民母亲》中的那位母亲曾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表达抱怨,她认为兰格因为照片名利双收,而自己却没有获得任何援助。更令人遗憾的案例当属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他曾因自己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饥饿的苏丹》遭到社会质疑:为什么他作为摄影师只顾着拍照片,而不去实质性地帮助画面中那个正被秃鹫虎视眈眈的可怜女孩?甚至有人说凭此作品获得名誉的卡特是现场的“另一只秃鹫”。心怀同情的凯文•卡特用极富冲击力的影像提醒大家关注非洲的人道主义灾难,然而在获奖3个月之后,他却背负着难以言说的谩骂和痛苦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事实上,苏珊•桑塔格所谓的“非介入”并不是绝对的,她指出“照片不能制造一种道德立场,但它可以强化这种立场,并且可以帮助催生这种立场。”只要照片开始传播并引发公众的注意,就会对被摄者形成或深或浅的介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介入始终是双向的,既指向被摄者,也指向摄影者自己,比如前文提到的兰格和卡特的个案。即便是常常被人们视为纯粹记录自然风景的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也曾经在1936年带着他的照片到华盛顿游说支持加州国王峡谷地区的保护法案,最后这一地区成为了国家公园。 强调记录而非介入是摄影者保持照片客观和理性的策略,但是在摄影中,尤其是在新闻和纪实摄影中,不少摄影师拍摄的初衷就是要唤起外界力量的介入,甚至有一些满怀社会责任感和悲悯之心的摄影师一直在努力将影像的介入方式转化为实际行动,美国影像文化学者米歇尔•博格蕊将此类为变革社会而拍摄的影像称之为“行动主义摄影”。行动主义摄影强调摄影师在对现实情况进行记录之后,继续以包括发起成立机构、组织、筹款等实际行动来针对被摄者施以援手。虽然对此类学术概念的划分并不能为种种复杂的情况划定清晰的边界,但“行动主义”这一提法确实加强了人们对于影像介入现实的能动性的认知。 历史上较早利用摄影推动社会变革的是美国摄影师刘易斯•海因,他所拍摄的童工遭受虐待、生存环境恶劣的影像,激发起了当时美国社会民众的愤慨和同情,促成了禁止童工的相关法律的出台。他的摄影一方面保护了儿童、敦促美国政府和相关社会机构填补法律漏洞,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当时美国产业中劳动力分配的改良。除了揭露社会问题,海因也利用摄影表达赞美,他有一个信条:“我要呈现必须被纠正的事,我要呈现必须赞扬的事。”海因之后,许多摄影师秉承着这个信条,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灾难、战争以及发生社会问题的现场,尤金•史密斯、唐•麦卡林、苏珊•梅塞拉斯等,涌现出一系列闪光的摄影名作,这些作品不止于广泛传播,更见证了影像如何在多重社会力量的交织下,介入和推动人类社会的变迁。 在中国,摄影的发展有着与自身文化演进息息相关的传统,摄影也曾担当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1980年代至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一部分个体摄影师开始自觉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边缘地带,与之相关的社会公益行动也逐渐展开。在这股浪潮之中涌动着的是中国人对于未来美好愿景的热切期盼,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影像来见证和参与这片厚重土地的历史变迁。
其中较早的案例当属解海龙与“希望工程”。1990年代,解海龙所拍摄的中国乡村教育,尤其是“我要上学”中那幅大眼睛女孩的照片引起了全世界华人的情感共鸣。截至2019年,希望工程30年间接受捐款总额达152.29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99.42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95所。事实上,在解海龙身后,相关法律的支持、政策导向及全体社会的不懈努力是其坚持拍摄的强大后盾。从那一时期开始,中国逐步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希望工程的系列影像成为了摄影师个人化的影像观察与国家政策、社会机构共同形成合力促进社会变革的典型代表,也成为了见证社会进步的珍贵视觉档案。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摄影师开始以各自力所能及的方式参与到了助推社会变革的潮流之中。其中,王久良通过以直观影像揭露、倒逼的方式,关注了粗放式发展下的环保议题;奚志农通过巡讲、开办训练营、成立相关组织等方式,实质性推动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焦波通过影像保持着对中国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关注,还曾对6名汶川地震中的孤儿进行教育帮扶;张立洁通过细腻的女性视角长期对残障、病患等边缘弱势人群传递着关怀;渠岩通过将摄影艺术创作引入乡村建设,推动城乡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共赢。此外,腾讯、新浪、今日头条等新兴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加入到这个队列之中,它们联合中国摄协等相关机构发起了“感光计划”“萤火计划”“中国扶贫故事”等公益活动。中国摄协作为国内最大的专业摄影团体,近些年来通过各种业务培训、创作活动号召和调动了广大摄影人持续不断地深入基层乡村,聚焦脱贫攻坚,积累了一大批优秀的摄影专题作品。这些机构和个人的工作使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摄影对社会的介入得以形成合力,其中所蕴含的势能对社会价值导向起到了难以替代的带动作用。
本期专题基于脱贫攻坚这一历史背景,收入了在近年来中国摄影师对中国欠发达地区持续关注的典型个案,对以影像观察介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呈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急剧发展,中国从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化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东部和西部、城市与乡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凸显出来。伴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中国在持续向贫困宣战,40多年来,中国减贫人口达7亿多人,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行动,用影像记录这一历史,用影像唤起更多的人加入这一行动,成为近些年来中国摄影师用影像介入现实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摄影师的观察视角、道德判断和责任担当都自觉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影像介入现实的多重姿态与视角,而画面中所记录下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实的责任感则让我们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了直击心灵深处的震撼。
于全兴是一位具有美术专业和媒体工作经验的摄影师,在与“幸福工程”的合作中,他从2001年起至今,用了19年的时间关注了西部地区的贫困母亲。他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来体现贫困母亲在获得帮扶并产生自我生产能力之后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的改变,这种对比方式直观地向公众解释了向贫困母亲施以援手的必要性。
林强是一名由军人转业至教育系统的摄影师,他用15年的时间关注了隐没在大山深处的“麻风村”的变迁,他个人直接为那里捐款捐物,在他的奔走和资助下,县政府为村里建起了第一座小学。林强拍摄的照片、讲述的故事,陆续让这里的人们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和帮助,如今那里的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林强看来,麻风病人曾经做出了牺牲,他们已经康复,后代也都健康,他们不应被抛弃、被遗忘。
《新京报》的摄影记者陈杰长期对中国贫困地区存在的问题保持着关注,2014年以来,陈杰先后发出的十多篇关于环境问题的重大事件报道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国务院督办,促进了问题解决。如2014年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报道,触发中国环保风暴,100多名官员被问责。2015年关于新疆卡拉麦里山生态危机报道,问责地厅级干部12人,县处级正职7人。自2016年起至今的4年间,他深入大凉山,9次探访悬崖村,他用影像见证了悬崖村从藤梯到钢梯、再到易地搬迁的历史性转变。在他的观察中,既有无人机对悬崖村的宏观俯视,也有对准人物、事物局部进行近距离特写的种种细节。他的拍摄带动了社会各界力量的关注和参与,同时,也对地方政府的行动形成了督促。中山大学学者郑梓煜认为陈杰的拍摄可以归结为建设性新闻报道,是一种媒体主动介入社会发展的积极姿态。
2017 年 2 月 23 日,乡村医生马丽在出诊的路上。潘松刚
摄影记者潘松刚自2017年起在他的报道工作中关注了乡村医生这一职业群体。在现代医疗条件欠缺的偏远地区,乡村医生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同时,近些年来,改善乡村医生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成为我国健康扶贫工作的重要举措。 “影像见证新时代,聚焦扶贫决胜期”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协和中国民协共同策划发起的2018—2020大型影像跨界驻点调研创作工程。该项目中的15支创作小组由50多名资深摄影师所组成,分别深入位于我国西北、西南、华南、东北等多地的贫困县乡,进行为期两年的摄影创作和报道。项目为摄影师提供了工作指南,并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包括重视收集档案、充分调研、坚持立体多元化创作等。这种有组织、成规模的拍摄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了美国的FSA影像调查,专业摄影师们对于这些贫困地区的视觉呈现会为我们留下面貌多样的影像遗产,同时,他们也可以对这些地区脱贫解困提出更具创造性的建议。本期专题以宁夏西海固、湖南十八洞乡和广西梅林村3地的拍摄为例,呈现了摄影师镜头中蕴含于困境之中的生命力。
宁舟浩对济南城郊的毛家村长达10年持续拍摄和考察,记录了毛家村从脱贫致富、环境整改到整体拆迁的蜕变,这些图像也为千万个类似的中国自然村落的变迁留下了生动的样本。
方云峰对位于云南的家乡寻甸县苏撒坡进行拍摄长达数十年,对该地实施风力发电进而带动当地村民脱贫的历程进了充满诗意和真情实感的表达。在巨大风车和几乎原始生态的对比下,我们可看到清洁能源的开发与改善地方经济的并行。宁舟浩和方云峰同为获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影像创作者,基金的赞助令他们得以对于家乡及周边环境进行长期的沉浸式观察。
摄影师赵青通过对陕西省平利县女子创业协会的标志——“红裙子”这一视觉符号的捕捉,呈现了新农村女性在家乡的绿水青山之间创业致富的案例;
摄影师章勋的作品《农旅经济热》通过展现浙南地区的农村休闲旅游,呈现了在乡村振兴的大格局下,东部地区乡村所进行的探索与尝试。二者都是受益于网络科技赋能和环保经济带动的典型案例。 专题的最后以学者杨浪的文章《纪实摄影的视野》作为结束,文章视角以脱贫攻坚为背景,通过对中外摄影师不同创作思路和不同表现形式的比对,探讨了纪实影像的多重可能,同时对新的媒体形态与技术演进提出了追问。 摄影作为记录现实、反映现实的重要工具,与中国文化中“文以载道”的文人传统情怀相呼应,同时又与最新的图像技术和网络科技直接相关。当我们观看这些影像中所承载的苦难和希望的时候,或许用某种定义或理论去归纳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那是我们——一个从苦难中走来的民族的自我凝视,一种介入发展和变革的影像观察。
《中国摄影》2020年10期专题篇目
观看即介入
观看即介入 文/ 李森
阿布洛哈村的变迁 摄影并文/林强
走过,看见 ——见证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 摄影并文/于全兴
悬崖村的故事 摄影并文 /陈杰
乡村医生 摄影并文/潘松刚
沸腾的西海固 摄影并文/于文国
十八洞村,一次生命中弥足珍贵的相遇 摄影/居杨、宋刚明 文/居杨
梅林肖像 摄影并文/傅拥军
风车下 摄影并文/ 方云峰
毛家村 摄影并文/宁舟浩
红裙子 摄影 /赵青 文 /刘力
农旅经济热 摄影并文/章勋
纪实摄影的视野 文/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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